一切都像安排好似的。依稀記得上個月底打開十月的夜間班表，發現中秋和雙十連假都要值班，特休又不像以往和 day off 或週末排在一起，心情特別悶。
唯一慶幸的是生日當天剛好被排了特休。原先對今年生日的想像是這樣的：幸福地睡到自然醒，悠哉梳妝打扮一番，接著到鄰近的三井逛逛，或是在誠品看書一下午，晚上再搭車前往台北享用生日大餐。
結果，當天一早醒來便收到家族群組的訊息：因肺炎住院的曾祖母病況惡化，不僅肝功能指數竄升，也可能有緊急洗腎的需求，大人們正在討論還要不要讓高齡百歲的曾祖母接受積極治療。
DNR 早在曾祖母多年前那次住院就簽過了。當了 PGY 後也才更深入瞭解 DNR 的內容，原來除了不插管、不壓胸與不電擊外，進一步還會詢問接受維生醫療的意願，包含升壓藥物、洗腎、輸血等等。
身為家裡唯一的醫事人員，即便輩份上似乎未有我置喙的餘地，心裡仍覺得應該親自理解當前狀況，給予長輩更多資訊來做決策。而且，在情感面上，直到高中畢業離家前，我也和曾祖母同住相處近二十年的時光。
出於直覺，我總覺得差不多就是這次了。
我匆匆上了公車趕回台北，醫院在我台北家附近，祖母接到電話後就待在那裡了。照顧曾祖母的住院醫師（或是 NP 學姊）簡潔扼要地再和我說明一次她的病況，我謹記著擔任醫療方時工作的心情，也就未再追問太多細節，只說了謝謝，我會再轉告其他家人。
後來我在家族群組說了很多，但過了這麼久，我還是不知道自己當時是以什麼身分在說那些話。雖然已經盡量客觀地陳述事實和治療選項，不過我隱約感覺到我心中有希望前進的方向。
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確地對其他人做出引導，我也不知道這樣的引導是對是錯；是出自家屬的心願，還是醫療端的立場。
經驗上來說，不論是想要急救到底，還是以減輕病患痛苦為主，最怕的是猶豫不決，而在危急時刻措手不及。家人們取得共識後，我在病榻牽著曾祖母的手，那時的她意識還有些模糊，好像認得我卻又叫不出我的小名，一面像小孩吵著要下床如廁。
離開前，我和曾祖母拍了一張合照，並和家人們喊話這段時間多來陪陪她，跟她說話。媽媽說當晚很多親戚都去看她，曾祖母的頭腦也一度清醒過來，他們說那就是迴光返照。
隔夜凌晨，家人接到醫院來電，曾祖母已經離開了。我想起工作幾個月來為往生者進行死亡宣告的台詞，是我第一天上工值班就遇到院宣，後線總醫師學長教我的：某某某已經在民國幾年幾月幾日的幾時幾分離開我們了，這個過程是很平靜安詳、沒有痛苦的。
祖母說，其實曾祖母都已經決定好了，心願圓滿後一清早就離開了。大人們說這在傳統上稱為「留三頓」，往生者在早飯前就與世長辭，象徵將三餐都留給子孫。雖然充滿迷信的色彩，但對於留下來的人來說，也是一種安慰和追憶的念想吧。
頭七的日子剛好是我國慶值班的補休日，我們聚集在會館的靈堂誦經，休息時親戚彼此閒話家常，那天大家都沒有哭。莊嚴和諧的誦經聲中，一旁的小表妹努力跟著詠唱經文，小表弟則還似懂非懂地四處張望著。我想起多年前大體法會上十幾位大體老師與上百位醫學生；想起一階國考前也送走了外公；想著也許長大就是會不斷經歷這一切，而我已經很幸運了。
這三個月在內科輪訓，深刻體會到生命之脆弱短暫，轉瞬即逝。我見過患者在嗎啡和鎮靜藥物的作用下沉沉睡去，安靜地走向生命結尾；也遇過不少非預期惡化的狀況，這其中有些家屬早有心理準備，雖不捨但理智上仍能理解；有些則難以承受，不願放棄任何機會，希望和死神拚搏到底。這種情境下的急救，我常覺得我們在爭取的不是患者生存的時間，而是企圖努力維持他們的生命徵象，直到家屬走完從否認到接受的悲傷五階段。
看過那麼多種分別的方式，最近偶爾睡覺都會跌入重要他人離開的夢魘。往者已矣，來者猶可追，將這句話時時放在心底，提醒自己。